刑事法细节293丨李春光：复杂刑事案件证据“三性”审查的七条规则

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思考探索 2026-11-11 18 次阅读

摘要

证据“三性”审查在复杂刑事案件中常被压缩为程式化的“对证据三性无异议”，审查的次第与标准随之被稀释。本文以“证据能力—证明力”两阶层理论为框架，将“三性”审查重构为有先后顺序、有操作标准的技术规程，提炼为七条规则：先查资格，再审合法性，分层次审查真实性，分维度审查关联性，纵向看稳定，横向看独立，外部以客观书证为准，凡矛盾无法排除即回归存疑有利于被告。七条规则以《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监察法》（2024年修正）、“两高三部”《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等现行规范为依据，并吸收2026年《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宣示的“禁止有罪推定”等立法立场，以期为职务犯罪等复杂案件的证据辩护提供方法论参照。

关键词：证据三性；证据能力；合法性审查；非法证据排除；印证证明；存疑有利于被告

本文由凌云律师事务所刑事业务中心的李春光律师原创。

01问题的提出

法庭质证中，辩护方以一句“对证据三性无异议”作答的情形并不鲜见。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本应构成层层递进的审查阶梯，实务中却常被压缩为笼统的整体表态，审查的次第与标准随之被稀释。

这一困境在复杂刑事案件中尤为突出：言词证据与单位自制书证占比高而客观性证据稀缺，多份“相互印证”的言词证据实际同出一源，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程序衔接而使合法性审查跨越两套规范体系。

问题的实质在于，“三性审查”长期被当作一个整体动作，而非一组有先后顺序、有操作标准的技术规程。2026年11月6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全文公布，草案共55条，明确“禁止有罪推定”，并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证人出庭制度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适用[1]。草案虽尚未通过，其立法立场与本文七条规则高度同向，可作为论证“三性”审查标准的有力援据。

02分析框架：从“整体动作”到“两阶层”技术规程

陈瑞华教授指出，任何证据要转化为定案根据须同时具备两项资格：一是证明力，即在经验与逻辑上发挥证明作用的能力，包含真实性与关联性两个侧面；二是证据能力，即证据在法律上被允许进入法庭并作为定案根据的资格，涉及取证主体、取证手段、表现形式以及是否经过合法的法庭调查程序[2]。

据此，“三性”并非并列平铺：合法性对应证据能力，属法律问题；真实性与关联性对应证明力，属经验与逻辑问题。这一定位为审查提供了内在顺序——先解决证据能力，再解决证明力，最后在全案层面完成印证、稳定性与客观性的综合判断。

循此顺序，本文提炼出七条规则：规则一确立证据能力审查优先，规则二展开合法性审查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三、四分别处理真实性与关联性，规则五、六从纵向与横向检验言词证据体系的可靠性，规则七确立客观书证优先与存疑有利于被告的终局判断。

03规则一：证据能力审查优先于证明力审查

一份材料是否真实与其能否进入法庭，分属证明力与证据能力两个范畴，审查顺序不可颠倒：没有资格进入诉讼程序的材料，其内容真实与否无须讨论。辩护人面对控方证据的第一步因而是定性，即判断该材料属于《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的八类证据中的哪一类。

以此检视高频争议材料：

其一，“情况说明”不在八类法定证据之列，无论定性为鉴定意见抑或书证均存在障碍，检例第217号明确宣示其不能替代法定证据作为证据使用，发现以之代替法定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应当督促依法定程序、以法定形式重新收集、固定[3]。

其二，行政机关履职形成的文书如审计报告，其财务数据可作为公文书证审查，但“涉嫌某罪”的定性表述系行政机关意见而非事实认定，不产生预决效力。

其三，行政执法中收集的言词证据，《刑诉法解释》第七十五条将可直接移转的行政证据限定为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言词证据原则上应当在刑事程序中重新收集。

其四，监察机关依《监察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收集的证据材料可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但以确有立案与强制措施的合法依据为前提，留置程序一旦出现断点即抽空其后言词证据的资格基础。

04规则二：合法性审查——以非法证据排除为核心的程序性辩护

合法性审查紧接资格审查展开，是“三性”中唯一的法律问题，亦为证据能力的核心。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与《刑诉法解释》第一百二十三条将应当排除的非法口供细化为暴力或者变相肉刑、威胁、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三种情形，标准落脚于“使被告人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而违背意愿”；第一百二十四条对重复性供述确立“一并排除＋两项例外”规则；瑕疵实物证据适用“可补正的排除”，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方予排除。

合法性审查的“硬辩护”品格源于第五十八条至第六十条确立的证明责任倒置：辩方仅提供线索或者材料，取证合法性由控方证明，不能排除非法取证情形的应当排除；2024年施行的《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将之操作化[4]。

职务犯罪案件的取证多始于监察调查，合法性审查须跨接《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两套规范。监察证据并不享有排非豁免，《监察法》第三十六条即要求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依法予以排除。留置及其他强制措施的合法性因而是审查重点：一旦出现程序断点，即可使相应期间言词证据的取证合法性陷入“无法证明”的状态，证明不能则排除。

检例第215号中，检察机关依法排除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存在连续疲劳讯问、饥饿审讯、违法使用戒具等情形的有罪供述，并明确“难以忍受的痛苦”应综合审查取证方式、频次与后果，不以造成伤残等严重后果为必要[5]。

05规则三：真实性的三个层次

确认证据资格与合法性之后才谈得上真实性，而真实性本身可再分三层：形式真实，即文书本身非伪造、印章签名齐备；内容真实，即文书所载事项确曾发生；记述真实，即文书对事项的表述与事实相符。三者关系为层层递进，不可跳跃。

实践中大量书证的争议并不在形式而在记述：一份统计表有经办人签字、单位盖章，形式真实并无争议，但若其关键记述来源于经办人的推测，而参与制作的会计承认未向当事人核实，则记述真实无从谈起。

这一层次划分有明确的规范依据：《刑诉法解释》第八十八条规定证人的猜测性、评论性、推断性证言不得作为证据使用，但根据一般生活经验判断符合事实的除外；第八十七条要求审查证言内容是否为证人直接感知。

此即学理上的“意见证据规则”，凡属推测、评论、推断而非直接感知的记述原则上不具备证据资格；对单位自制书证，其记述内容的真实性同样应接受这一检验，辩护人应沿“谁制作、依何依据、有无核实”三个问题追问到底。

06规则四：关联性审查——警惕三种“错位”

证据必须与待证事实具有实质关联，证据之间具有内在联系、共同指向同一待证事实、不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和无法解释的疑问的，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刑诉法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对证据的证明力应当从证据与待证事实的关联程度、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审查判断。

实务中的关联性断裂常表现为三种“错位”：

项目错位，即证据形成于甲项目却被用于证明乙项目的事实。就此，辩护人应当强调两个项目即使同由一人参与，只要合同主体、资金账户、施工内容各不相同，证据即不能跨项目移用。

主体错位，即证据指向项目公司、股东或者第三人的行为却被用于证明被告人的行为。就此，辩护人应当主张资金进入某单位账户只能证明该单位收付款，单位行为与个人责任之间必须另有证据架桥。

时间错位，即证据形成于指控行为之后却被作为行为时的规范依据。就此，就此，辩护人应当明确行为之后签订的监管协议、出台的规范性文件不能倒过来评价先前行为。

三种错位的共同机理是以“经验联想”冒充“法律关联”，辩护人的任务即把控方在项目、主体、时间三个维度上完成的跨越逐一揭示，要求其为每一处跨越单独举证。

07规则五：纵向审查——同一来源的稳定性

对同一人多次作出的言词证据应作纵向审查，要点有三：核心情节是否稳定，变化有无客观原因，变化的方向是否单向趋利。

《刑诉法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证人当庭证言与庭前证言矛盾，能够作出合理解释并有其他证据印证的应当采信庭审证言，不能合理解释而庭前证言有其他证据印证的可以采信庭前证言；第九十六条并规定被告人庭前供述和辩解存在反复、庭审中不供认且无其他证据印证的，不得采信其庭前供述。

可见“能否合理解释”是采信变化后证言的闸门。纵向审查的规范供给仍在加强：2026年修正草案将“证人证言发生重大变化，前后不一致”增列为通知证人出庭的情形，并规定经通知拒不出庭、庭前证言真实性无法确认的，该证言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由此可提炼一条规则：若证人在关键情节上前后反复且每次变化均朝有利于指控的方向移动，其陈述的可靠性应当整体下调而非摘取最新一次，单向趋利的反复本身即可靠性存疑的信号。

08规则六：横向审查——印证必须“独立”

辩护人不否认印证的价值。龙宗智教授指出，“缺乏印证的证据，无论其本身质量多优，也无论其本身携带的丰富信息足以支持人们作出判断，再无论其是多么符合情理，但其可认定性往往与判断者本身的主观认识相关，其可检验性不足，其真实可靠性比较难以把握”[6]。

问题在于，卷宗中大量“相互印证”的表述未必经得起印证成立条件的检验。笔者认为，印证的成立须满足三个条件：

一是各证据来源独立，此为硬条件，多名证人关于单位账目的陈述若均建立在同一套账簿和同一名出纳的转述之上，彼此一致只说明账套内部自洽，同源信息的自我重复并非印证；一旦证明多份言词证据同出一源，控方构建的“相互印证”便被还原为“自我重复”。

二是各证据指向同一具体事实，一个证明动机、一个证明结果，各自为战的事实片段拼不出完整事实；

三是印证的内容是事实而非评价，“这就是侵占”“这就是借支”等定性无论被多少份笔录重复都只是意见的叠加。

09规则七：外部审查——客观书证优先，矛盾未排除则存疑有利于被告

言词证据与书证冲突时，判断顺序是先看该书证是否形成于行为时、是否由中立第三方制作、是否可回溯核对。

银行流水、税务缴款书、民事调解书与执行裁定书等由中立第三方形成于诉讼之外、可回溯核对的文书，证明力高于单位自制凭证与事后回忆，此与证据法上“原始书证优先”的原理一脉相承。

这一顺序是法定证明标准的必然推论：《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要求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刑事审判工作的决定》（法发〔2007〕28号）第十三条明确，影响定罪的关键证据存在疑问、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得出唯一结论的，要依法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法发〔2013〕11号）亦重申定罪证据不足应当坚持疑罪从无，不得降格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

2025年入库人民法院案例库的缪某华故意杀人、缪某树等包庇再审宣告无罪案再次重申，证据之间、证据与供述之间存在无法合理排除的矛盾和疑点的，不得作为定案证据[7]。

存疑有利于被告的规范位阶显然还将继续提升：2026年修正草案在现行法第十二条基础上明确增加“禁止有罪推定”的表述，意味着证明有罪的责任始终在控方，疑点利益归被告人。

外部审查因而是前述各条规则的归宿：只要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存疑有利于被告就不再是一种请求，而是法定证明标准的必然结论。

10结语

“三性审查”之所以容易流于形式，是因为它常被当作一个整体动作，而非一组有先后顺序、有操作标准的技术规程。

本文以“证据能力—证明力”两阶层为骨架，将审查过程提炼为七条规则，其内在逻辑可概括为：一条主线，是先查资格与合法性、再审证明力；一个入口，是合法性审查这一程序性辩护的主战场；三个方法维度，是纵向看稳定、横向看独立、外部以客观书证为准；一个归宿，是矛盾无法排除之处即疑罪从无的起点。

证据辩护的本质不是否定证据，而是要求每一份证据都走完其应当走完的程序、通过其应当通过的检验。把“三性”拆开、把规则拧紧，抽象的质证表态方能转化为可操作、可检验、可说服的辩护动作，这正是复杂刑事案件证据辩护的专业价值所在。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2026年11月6日公布。

[2]陈瑞华：《关于证据法基本概念的一些思考》，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年第3期。

[3]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五十三批指导性案例检例第217号（曾某甲等人故意伤害纠正遗漏同案犯罪嫌疑人侦查监督案），2024年6月13日发布。

[4]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法发〔2024〕12号），自2024年9月3日起施行。

[5]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五十三批指导性案例检例第215号（刘甲、刘乙恶势力犯罪集团侦查活动监督案），2024年6月13日发布。